项英不计前嫌将教员重新请出山。教员也不负众望，一出手就解了红三军团之围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再让人家回去？这不好，中国人最忌讳“卸磨杀驴”的做法。既然人家不计前嫌地来了，而且也成功解决难题了。那么，不能再让人家回去了。所以，教员暂时得以留在前方红军部队中。

3月18日，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精神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，夹赣江而上，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。以红一、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，在赣江以东地区活动，以红三军团和湘赣、湘鄂赣苏区的地方武装组成西路军在赣江以西活动。

3月27-28日，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。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，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，由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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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30日，毛泽东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，提出漳州战役计划。

4月10日，东路军攻占龙岩。

红军又重新处于一种良性上升的趋势，但是，上海中央的年轻领导人们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，要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路线。

4月14日，上海中央发出《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》。信中要求苏区党组织领导红军和群众“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，来扩大苏维埃区域，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”，并指责苏区中央局犯了“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”，指出“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”。强调要对“右倾作最坚决的无情争斗”。

面对上海中央指责，任弼时、项英、顾作霖、邓发力主坚决执行；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等人感到难以接受。

4月20日，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。

东路军在前方节节取胜，但上海中央益发不满意，认为是“流寇”作战方式。

4月30日，在上海中央的压力下，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，周恩来在长汀城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，“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，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”。

项英在5月1日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。项英代表临时中央政府作政治报告时，强调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，实现发展革命战争任务的紧迫性，夺取沿赣江两岸的吉安、赣州等中心城市，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。这算是对毛泽东不点名批评。

教员当然不会屈服。

5月3日，毛泽东在漳州致电苏区中央局：“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，完全是错误的。”“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”。

5月30日，为响应上海中央的命令，项英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《实话》第五期上发表《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，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》一文。

文章说：“我们应当承认是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、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，来源是由于中央局过去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估量不足，因此，对于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与积极进攻的路线，便缺乏明确的认识。”提出要“坚决的不调和的进行在苏区发展路线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，反对'左倾’的'轻敌’'盲动’等等错误，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动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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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7日，项英致电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并转出席红军东路军上杭军事会议的全体同志：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！

6月9日，周恩来主持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，对毛泽东的所谓“右倾机会主义”进行批评。

6月17日，周恩来主持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，通过了《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》，再次对毛泽东进行批评，表示苏区中央局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今后要坚决贯彻执行“进攻路线”。

周恩来左右为难之下，向上海中央要求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方主持军事工作。

7月21日，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方主持军事工作，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。

7月底，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东路军、西路军的番号，恢复红一方面军，朱德兼总司令，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。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总政委。

周恩来在前方感到红军离不开毛泽东的指挥，便于7月25日与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：“我们认为，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，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，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，即以毛任总政委。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，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，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”。

7月29日，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局，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。

8月8日，苏区中央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，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，并决定由周恩来、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等组成前方最高军事会议。

9月7日，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，再次指责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违背中央局意图，要求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，威胁南昌，直接予鄂豫皖、湘鄂西、湘鄂赣苏区以援助。

9月份，周恩来、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与苏区中央局多次电报往来，申明冒险出战的种种不利。

10月3-8日，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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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接受临时中央《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“围剿”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》和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，决定立即紧急动员起来，采取积极迅速的行动，在国民党军完成合围前，主力红军首先北向出击，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，以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。

会议过程中，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”。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、项英、顾作霖、邓发批评前方的周恩来、毛泽东等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，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，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“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”。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，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，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，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。

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前方同志“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”，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“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”；同时也批评了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，指出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，认为“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，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”，“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，对战争有帮助”，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。为此提出在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：“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，泽东仍留前方助理；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，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。”但因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，如他主持战争，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”。

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，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。

这样，毛泽东彻底离开了红军指挥一线！

感谢您的陪伴。

主要参考书目：1、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；2、《项英年谱长编》，张鹤年编；3、《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》，李海文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；4、《项英传》，王辅一著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；5、《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》，罗平汉等著，人民出版社；6、百度百科、360百科。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